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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一

书 · 目 · 信 · 息

书名：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研究

作者：原祖杰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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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 · 者 · 简 · 介

原祖杰，山东省莱州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南开大学、美国西南大学等校，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社会文化史、中西现代化进程比较等，著有《进步与公正：美国早期的共和实验及其在工业化时代遭遇的挑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主持多项国家和教育部项目，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中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研究”首席专家，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天府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三

内 · 容 · 介 · 绍

美国建国初期，新英格兰和中部各州延续了从殖民地时代继承而来的自耕农文化，而南方各州则发展起种植园奴隶制。19世纪中期之前，北方农民总体上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而南方的种植园虽然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但其所嫁接的黑人奴隶制度却与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大相径庭。随着西进运动的展开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行，美国农业越来越走向市场化，自耕农经济模式逐步式微。内战后，美国农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从自给自足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面转型。在此过程中，作为农业社会主流的农民，丧失了自耕农状态下的安稳生活，遭遇了来自市场经济的各种风险。南方农民在分成租佃制和作物留置权制度下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而西部拓荒者则承受着自然环境带来的苦难与艰辛。农民们同时还要面对铁路公司、信贷公司和各种中间商的盘剥，以及政府的通货紧缩、保护性关税等政策的限制，长期以来孤立分散的乡村生活方式也加剧了他们孤立无援的困境。在那个由男性主导农村家庭的时代，农村妇女的境遇更加艰难。随着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农场的性别分工更为明确，农妇们被越来越多地限制在繁重的家务工作中。她们在这些“苦差事”上耗费的劳动通常得不到重视和认可，导致其对农场生活的广泛不满，引发了世纪之交的一些公共讨论和改进努力。

面对内战后资本主义企业的集中趋势和各行各业的组织化浪潮，孤立分散的农民也开始走向团结互助，他们的联合尝试催生了一大批自发性的农民会社。格兰其是第一个影响遍及全国的农民组织，它的组织结构、仪式章程、社交活动、农业教育、经济合作和政治立场等都成为后来同类组织的范本。继19世纪70年代针对铁路垄断的格兰其运动之后，农民联盟又引领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抗议运动。其中，实力最强的南方联盟，试图通过与其他生产者组织的联合来整合所有的抗议力量。在农民不断走向联合的过程中，抗议队伍中的激进一翼一直在通过第三党行动搅动美国政局。他们以中西部各州为主要据点，借助地方性的反垄断政党和全国性的绿背党、联合劳工党等，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冲击着两大政党的统治。尽管面临着右翼农民在反政党传统下进行的持续反对，激进派还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将农民引向了政治联合，领导他们在平民党的旗帜下发起了震荡内战后政治格局的反叛运动。在农民政党的纲领中，土地、交通、货币是最核心的议题。关于土地问题，亨利·乔治提出了征收单一土地税的解决方案。这一改革理论最初得到许多农民的支持，但随着乔治和平民党人在选举政治中的立场分歧，农民又抛弃了“乔治主义”。一场土地耕作者的抗议运动与一项以土地为核心的改革主张之间的失之交臂，揭示了土地问题在美国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

工业化转型虽给美国农民带来了种种危机，却也蕴藏着化解这些危机的因素。解决之道存在于政府干预、技术与管理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三个层面：其一是政府对农业的有机干预，其最明显的体现是1862年农业部的成立。该部门经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数十年的发展日渐成为政府影响农业的核心机构。在此过程中，美国人关于政府与农业之间关系的认知也从最初的自由放任主义转变为专业主义，正是这种专业主义精神在进步主义时期成为解决农业问题的可行路径。其二得益于技术革新和科学管理。农业机械的更新、交通方式的变革和农场管理的科学化，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代表了美国农业从家庭农场到农业综合企业的转型趋势。其三有赖于农业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内战后农业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载体，经历了从分散走向统一、从民间走向政府、从临时走向固定、从随意走向正式的发展过程。在世纪之交形成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相互配合的体系，为农民接受和吸收农业知识提供了关键助力。

目录

绪论

一、美国农业与农民问题研究综述

二、美国历史上的自耕农农民和资本主义农民

三、美国的农业传统与农业神话

四、城市化转型中的乡村情结

五、内战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中的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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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独立到内战时期的美国农业、农村与农民

一、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农业社区

二、建国初期的自耕农农业

三、从建国到内战时期的国家政策

四、西进运动与中西部农业区的开拓

五、南方各州的畸形农业——奴隶制种植园

六、从自耕农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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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进运动凯歌掩盖下的农民困境

一、内战后南方的农业与农民

二、在荒原上立足：来自大自然的挑战

三、商品化农业的风险：市场上的剪刀差、交通运输与资本信贷

四、孤立分散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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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9世纪晚期美国农妇的困境

一、农妇繁重家务的主要“苦差事”

二、农场的性别分工和被忽视的女性的贡献

三、解决农妇的苦差事问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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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格兰其到农民联盟：联合的尝试

一、19世纪70年代的格兰其运动

二、19世纪后期的各种农民互助组织

三、19世纪80年代的农民联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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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民政治与平民党运动

一、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民政党

二、农民运动中的反党派思想

三、联盟政治与平民党的诞生

四、平民党政治：1892—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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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美国农民运动中的土地问题

一、内战后美国农民面临的土地问题

二、亨利·乔治的改革理念及其在农民中的传播

三、农民联盟与亨利·乔治的“蜜月期”

四、平民党人对“乔治主义”的幻灭

五、第三党政治与改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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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工业化时期的农民与政府

一、内战前美国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干预

二、农业部的酝酿与诞生

三、农业部入阁及其发展壮大

四、农业部全盛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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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变迁

一、农业机械化

二、交通运输的改善

三、农业经营模式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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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知识与农业发展

一、民间的农业知识传播

二、农业教育的实施

三、农业科研与试验

四、合作推广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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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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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索 引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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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节选

城市化转型中的乡村情结

与上述“农业传统”“农业神话”“农耕主义”“农耕意识形态”以及“自耕农民主”等词语相关联的还有一个更能表达情感的用语，叫做“乡愁”。霍夫斯塔特对于19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弥漫于美国社会的乡愁曾做过如下描述：

然而，不管怎么说，（农业）神话是有威力的，因为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是由有文化并且在政治上自认为农民的多数人组成的。对这一数量上占优势的阶级加以有益无害的恭维，神话就为乡村编辑和政客们提供了标准的话语。……不仅如此，恭维他们的编辑和政客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故作真诚。除了少数人外，他们中更多的人似乎出身于小乡村或农场，他们的话在挑动了大批老家人情怀的同时，也拨动了他们自己的情怀，对他们早年岁月的怀念，或许可以减轻他们因抛弃父母家园和儿时经历而残存的负罪感。

并非所有乡情都像霍夫斯塔特描绘的那样虚伪。至少在城市化还处在粗放阶段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很多来自乡村的城市人还并没有完全适应城市生活。一方面是他们美好的乡村记忆，虽然缺少发展机会，但宁静的生活、熟悉的人群，都让他们魂牵梦绕；另一方面是城市中的陌生、嘈杂以及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关系，都会激起他们的反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曾经以一本小书改变了世界的斯托夫人（全名哈丽雅特·比彻·斯托），继其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先后推出两本反映时人心态的著作，一本叫做《老镇上的人们》，另一本名为《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前者以其丈夫斯托的故乡，马萨诸塞州的内蒂克为背景，描述了传统美国乡村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和谐社会。在那里，德高望重的人受到尊重、被奉为楷模，友善与怜悯弥漫着整个社区，人们彼此以礼相待，以诚相知。她在《老镇上的人们》一书的开头即指出：

每个个人都是他所生活和行动的社会大场景中的 一部分和一分子，如果不能重新制作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图景，他的生活就不能被绘制。对我来说，回忆中新英格兰时期留下的最为特殊也最为有趣的形象和身影现在正在快速消失。我指的是前铁路时代，当新英格兰还是一个艰苦的、崎 岖荒凉的半希伯来神学、半小村庄式的极端民主共和体的时候，与旧世界的所有文明和教养远隔重洋，被遗忘被忽视，然而在这样的寂寥中，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点燃的、特别的个体生活的热情行动却能使之像炭火一样燃烧 。

在斯托夫人的眼中，小村庄文化的核心是教会及其定期的宗教活动。如她所述：“在过去的时光中，当一个小男孩出生在马萨诸塞的乡村时，兼具尊崇与威严的最生动的形象来自牧师。在这个由朝圣者建立于荒野的神权政体中，牧师代表着唯一的贵族秩序。”除了牧师等神职人员身上残留的贵族精神外，令人怀念的还有老镇上的人们的质朴与善良：“老镇上的人们富有同情心，对于原来定居于此处而现在处于流浪状态的印第安人从来不吝啬施舍。我的祖父祖母都是仁慈的好人，经常给口渴的印第安人一扎苹果汁，我祖母不限于此，还为他们提供毯子之类的生活用品。”

而斯托夫人的另一部作品《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展示的则是一幅令人不快的场景：陌生的人、嘈杂的环境、古怪的行为、无礼的举止，凡此种种，都与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大量具有异质文化特征的外来移民、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抗挂上钩，成为人们城市化焦虑症的一部分。

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大量的贫困的外来移民，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贫困、犯罪、伤风败俗、破败肮脏的居住环境以及让老移民惊诧的异质文化和不断发生的骚乱，都给发展中的城市蒙上阴影。回望美国的早期史，对城市的恐惧和抵制几乎可以被看作美国的文化传统。在国家的缔造者当中，最憎恶城市的非托马斯·杰斐逊莫属。在他发表于1784年的《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将城市中的乌合之众视为民主制度的疾患，与健康、独立的自耕农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城市物质形态的恐惧和对政府以城市为基地（首都或首府）来控制整个国家的怀疑，让大多数美国人认同了杰斐逊的担忧。

这种变化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20世纪初的研究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免感慨世事沧桑。在《城市生活及其改善》一书中，乔治·夏普感叹说：

我们的城市增长如此之快，在它们当中做生意的方法变化如此之剧，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我们早期适当限制政府行为的杰斐逊思想被抛弃了，或者至少被大大修正了。我们意识到（借用一种陈腐的表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形势，而不是一种理论”；作为一种有机体的城市、国家与综合政府，一定是逐步形成并运用着某些我们早期历史中难以想象的权力。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美国人的反应分为悲观和乐观两种情况，前者如斯托夫人，祭出其怀念东北部旧式乡村风俗的小说以表达怀旧之情；后者则对城市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并积极投身于城市风气的改革之中。有趣的是，不管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都来自于城市居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